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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乱改儿歌的水平不值一分钱



  我们心中的经典儿歌,不是因为是儿歌才经典,而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家手中,它们首先达成了艺术的自我修养。

  搞清楚这一点,也就搞清了改《一分钱》歌词的荒谬之处:好孩子不是儿歌教出来的,我们不需要儿歌,只需要好歌。

  一个是谭维维演唱魔改版《敢问路在何方》被作者许镜清老师点名,指出“未获授权”“歪曲本意”。

  稍早一些的另一则新闻是儿歌《一分钱》被改成“一元钱”,这首歌牵连的年龄段更广、不满的人群更多,网友怒称,这是“毁经典从娃娃抓起”。

  对此,歌曲原作者潘振声老师的女儿表示:“这首歌写的是孩子天真无邪,跟物价没有什么关系。经典就是经典,我们今天唱来仍然可以体会当时创作者的心血。”

  这几年,改编经典歌曲的现象时有发生。对听众来说,有好听的也有一言难尽的。所谓“与时俱进”,与“毁经典”之间不过就隔了一道浅浅的分割线,一不小心就过界了。

  拿《一分钱》来说,有人认为,改成“一元钱”很好,小朋友都已经不知道“一分钱”是什么了。但也有人认为,教孩子们拾金不昧,跟金钱多少关系不大,更何况,改成这样破坏了原作的韵律感,唱起来分外别扭。

  到底该尊重艺术经典,还是更重视教化意义呢?这其实是个伪命题。儿歌的本质是“歌”,既然是歌,就得先成就了艺术性,再去谈教化作用。

  孩子们的确没什么机会看到一分钱,不过,一元钱如今也少见得很呐,岂不是改成捡到电子钱包、收款二维码更贴进时代?

  《数鸭子》《小毛驴》《小燕子》,这些东西孩子们大概只在餐桌上见过,不知道活物长啥样。

  《卖报歌》《粉刷匠》《王二小》,连报纸都少见了,也没有父母教导孩子以后要当粉刷匠,至于放牛的王二小,放牛是种怎样的体验,连90后父母都不一定说得清楚。

  语文课本也得大改特改。“床前明月光”?不好意思,现代都市只有霓虹灯光,改成“床前霓虹灯”吧;“五花马,千金裘”?与时俱进,该是“五花肉和LV”才配得上时代。

  常用词汇什么的就更不能放过了。“马路”?改,得叫“车路”;“上当”?改,现在哪里还有当铺,只能说“被骗”。

  “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”,改,谁还没吃过猪肉了?“小偷针大偷金”,改,谁家还自己做针线活?

  就像大人懒得理解孩子、教育孩子,只知道跟老师说:“不听话你就打。”在儿歌这件事上,现在的创作者,似乎也不肯花时间去与孩子建立共情联系。

  显然,改掉歌词的那个编者,嫌弃的也只是“一分钱”,仍然还是认可拾金不昧的理念的。如果“一分钱”真的过时了,重新写一首教孩子们捡到手机、信用卡也要拾金不昧的歌,很难吗?

  广告行业有个潜规则,如果做广告歌,最好买耳熟能详的曲子来做改编,这样速度快、感染率高,能达到迅速洗脑的效果。《吉祥三宝》《找朋友》等曲子,都曾被广告商改编过。

  想必,嫌弃儿歌过时,不写新歌而去改词的人,跟广告商的想法是差不多的——速度快、感染率高,毕竟是已经有国民基础的经典。

  广告商可以坦然承认这是为了利益和效率,儿歌创作者,好歹还是要对艺术有几分敬畏之心吧?

  把教化托付于艺术,本身就是一种惰怠。从“一分钱”到“一元钱”这样自以为是的进步,做起来轻松自如,改起来没完没了,却早已完全背离艺术,也谈不上什么实质的教化作用。

  音乐作品的改编并不少见,一方面,经典歌曲好听、有延展性,另一方面,恐怕折射的是当下音乐创作的困窘。

  与《敢问路在何方》相比,《一分钱》的处境还要更惨一些。仔细想想,有多少年没听过一首传唱不衰的、新鲜的儿歌了?

  事实上,没有自己的儿歌可唱,并不只是10后、00后的问题,90后引以为豪的《一分钱》们,也不是自己的。要知道,《一分钱》诞生于1965年,绝对是爷爷的辈分。

  70后的童年唱《一分钱》,80后的童年也唱,90后的童年还在唱,如今到了10后,好嘛,唱还是要唱,但为了进步,还是改改词吧。

  《卖报歌》是1934年的,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是1955年的,穿花衣的《小燕子》从1957年飞到现在,《春天在哪里》和《一分钱》同为潘振声作品,也是1981年的老歌了。

  孩子们跟长辈之间代沟跟毛细血管一样密集,但只要一唱起《一分钱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这些歌曲,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,都可以无缝衔接。

  前几年好不容易有一首《爸爸去哪儿》火遍大江南北,大人孩子都爱唱,可是,这首歌是综艺节目的主题作品,本身离现实生活是有距离的——目前,妈妈带孩子才是常态。

  这就造成一旦节目不播了,歌曲也就成了空中楼阁,没有主动传播和记忆的动力。

  一些动漫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同样有这个问题。90后小时候耳熟能详的《大风车》《蓝皮鼠和大脸猫》《猴哥猴哥》等作品,也是依托于作品和节目,没人看了,也就少有人唱了,只能时不时出现在怀旧歌单里,收割一波情怀。

  尽管如此,90后还是要比现在的孩子幸运一些,至少,那会儿的幼儿歌曲还都能做到朗朗上口、悦耳动听。

  《人民的名义》里,祁同伟年轻时因为《一分钱》这首歌找到了身陷险境的人民,成为英雄;最后关头,也是因为这首歌,唤醒了他心中仅存的光明与正义。

  不少影迷认为《一分钱》是祁同伟这个角色的点睛之笔,天真与狡诈、光明与黑暗的冲突,因为这首儿歌而显得更加立体和富有感染力。

  经典儿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一首流传半个多世纪、影响几代人的儿歌,如果新时代的创作者能做的还是只从字面上去解读,去纠结它该是一分钱还是一元钱、十元钱,实在有些本末倒置。

  我们常常过于重视艺术作品的教化作用,为此,不惜为经典动刀、为雕塑穿衣。然而,马赛克遮住的,到底是艺术中的糟粕,还是艺术本身?

  艺术作品的动人之处,在于创作者赋予作品的真实感情,这是自我输出的过程。而带着教化意义去创作,这显然不是感情的输出,而是目的明确的流程作业,哪还有资格妄谈艺术。

  而教化的前提,必然是内心的感动与认同。伟大的艺术作品,往往于无声处润万物,而不是像只急于表现的猴子,脸上写满了讨好和欲望。

  说起来,中国父母应该算得上是最肯为孩子花心思下血本的家长了。但是,只注重前程而不注重音乐、美术品位甚至品德的现象却普遍存在。

  在一档综艺节目里,思文曾吐槽过中国家长在孩子审美教育上的畸形情况:在妈妈肚子里,听的都是莫扎特、G大调、小夜曲,出生后,立马换成“爸爸的爸爸叫爷爷”。

  不得不承认,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并不认为儿歌是一种值得欣赏的、有价值的艺术品,从家长本身到创作者皆是如此。

  亲生的家长都不在乎,市场就更不在乎了,没有利润和前途,写歌的人当然也在乎不起来。

  一方面,是新出产的儿歌没什么价值,另一方面,这或许也是因为,我们的孩子真的不需要儿歌了。

  从前,我们接触世界的路径只有一扇窗,但现在,手机、电脑、平板,书籍、报纸、短视频,道路何止千万条。如此环境下,00后、10后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汲取养分,指望他们听着儿歌长成三好学生,也太天真了。

  洪水来临时,堵永远不如疏导有用。放眼望去,多少孩子脱口而出的曲调,跟大人手机的外放、广场舞的大音响里的歌单出奇一致?

  一代人唱着“爱情不是你想买”长大,一代人哼着“你是我的小苹果”上学。神曲攘攘,既然能洗大人的脑,当然也能洗掉孩子从娘胎里带来的莫扎特。

  专门给孩子写儿歌还有意义吗?要保证孩子只听到儿歌,恐怕只能把他们圈起来养了,别出门,别上街,世界这么大,一眼都不要看。

  经典儿歌既然在内容上跟不上时代了,那就别谈内容;新的儿歌草草了事又没有市场土壤,那就不必非得写出来立牌坊。

  《Let it go》是儿歌吗?是,也不是。这首歌出自动画电影,但形式上却显然属于流行音乐。

  一部老少咸宜的好电影,一首不敷衍的流行歌曲,就能成为全球孩子心里的白月光。

  不需要卖弄天真,不需要强调教化,要感染孩子们,只需要它是一首好歌,就足够了。

  《卖报歌》的作者,是创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聂耳;写下“大风车吱呀吱哟哟地转”的,是写出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“难忘今宵”的乔羽。

  我们心中的经典儿歌,不是因为是儿歌才经典,而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家手中,它们首先达成了艺术的自我修养。

  搞清楚这一点,也就搞清了改《一分钱》歌词的荒谬之处:好孩子不是儿歌教出来的,我们不需要儿歌,只需要好歌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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